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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第二课 传统艺术的根脉——玉器、陶瓷和青铜器艺术多媒体教学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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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高中美术第二课 传统艺术的根脉——玉器、陶瓷和青铜器艺术多媒体教学ppt课件，共28页。PPT课件主要包含了三星堆青铜器，铜纵目面具，铜戴冠纵目面具，铜大立人像等内容，欢迎下载使用。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这是唐诗人王勃的《腾王阁序》中的句子——这里的钟和鼎指的是青铜礼器。青铜器是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皿和工具。先秦时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堂皇的地位，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河南二里头文化上出土的青铜器，是我国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
人们起先从矿石提炼出红铜，红铜是纯铜，熔点低，硬度高，易脆损。后来人们从铜锡铝共生矿中提炼出青铜合金。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人们可以从矿石中分别提炼出纯铜、纯锡、纯铅，这样就可以根据器物的要求，按不同的比例随意铸就，青铜材料的完善，奠定了我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青铜的铸造工艺主要有制范法、失蜡法和金银错工艺。拿制范法来说，先用泥土制成铸件的完整模型，经过焙烧，然后在表面贴泥片进行翻型，制成泥范，就可用铜小进行浇铸了，冷却后，即成青铜器。青铜器件越大，器型和花饰繁缛，则铸造工艺越复杂。常常一件青铜器是用多块泥范分别浇铸拼合而成，其工艺精巧令人叹为观止。用制范法制造的青铜器最有代表性的是闻名遐迩的战国曾侯乙墓编钟。
青铜制作有日常用具、兵器、乐器、生产工具和货币五大类。 青铜器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摆脱了实用功能而上升到具有礼仪象征意义的青铜礼器上。青铜器用于煮熟食物，盛放熟食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作为礼器的鼎则必须经过装饰，以至于摆脱实用功能。鼎是礼器中最重要的器具，象征着身份、等级和权力。春秋时，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少数民族政权）时，曾向周定王泊来的使者王孙满打听周王室九鼎的轻重和大小，显示了楚庄王想称霸的野心，成语"问鼎中原"即从此而来。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鼎，高1.32米，长1.13米，重875公斤。鼎的腹部作为方形，上面竖立着直耳，下面承认四根圆柱形的鼎足，通体饰以饕餮纹。这是我国至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体现了威严、端重、神秘和至尊的艺术效果，利用造型手段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王权的象征。
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利簋，上面记载了西周早期武王征商的事件和确切的时间，使历代学者怀疑史籍记载此事真伪的问题涣然冰释。得簋铭文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武王征伐商，在甲子那天早晨，举行了风祭和贞卜，贞卜的结果是定能战胜错纣，结果很快地打败了商王朝。辛末这天，武王在阑师，把簋赏给了一个叫利的官员，得就用来为已故的檀公做宝器。”
青铜器的纹饰有饕餮、夔、蟠、螭………等多种纹饰这些怪兽图案，大都是氏族图腾崇拜的残余，在维护社会习俗，沟通人们的精神世界方面，与文字一起扮演着政治、宗教和艺术传统等各方面的特殊职能。
战国和秦汉的青铜器突破了礼器的限制，在铜制品的徒刑上，增强了雕塑的意味，在古朴、雄浑的造型基调上，展现了浪漫神奇的想象力。如战国的《虎牛形祭案》，描绘了在大自然中发生的虎追逐野牛，而野牛则奋勇保护小牛犊与虎搏斗的场面。
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主要繁盛时期相当于我们商代（推断是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相当于古埃及极盛时期（公元前1552到公元前1069年），也相当于古希腊文明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到公元前1100年）。三星堆文化是与世界上的最兴盛的古文化时间相当的，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所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意义重大！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是成都平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考古发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遗物，其中大部分是青铜器和玉器，有少量金器; 金沙遗址则是最近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被列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三星堆。金沙遗址共出土文物两千多件，其中青铜器、玉器也占了绝大多数，金器大约有四十多件。这么多精美文物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早期蜀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一、两地出土金器反映了传说中早蜀王朝的更迭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蜀道难》)蜀地虽然偏远，但传说中的历史从不枯燥。《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朱提。”《华阳国志•蜀志》则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日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遂禅位于开明，……”这种王朝的更迭已反映在三星堆、金沙出土金器上的鱼、鸟、人的图案中，它们记录了三星堆以前传说中的王朝，即部落是以鱼、鸟等为图腾的，它们曾在这一地区有过较大的发展。
铜人头像宽17.2、通高34.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像为二号坑B型中唯一一件平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人像所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其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严直透而出。其头冠究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估计其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可能高于其他无冠者头像，执掌着较大的政治宗教权力。
人首鸟身像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人首鸟身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在中国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三星堆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初步看法，尚待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三点：一是A型面具额部铸有数十厘米高的精美额饰，而B型面具额部正中则为一方孔。二是两型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B型面具的桃尖状双耳甚大，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有飞扬之势；A型面具的耳朵构型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没有那么夸张，双耳取势基本平直。B型面具就是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宽138、高6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
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通宽10.8、通高13.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A型人头像。该像头顶较圆，面部戴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也相似。该像造型简洁明快，线条分明，面容朴实敦厚，体现出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
铜人头像通宽10.8、通高13.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A型人头像。该像头顶较圆，面部戴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也相似。该像造型简洁明快，线条分明，面容朴实敦厚，体现出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
铜人头像通宽23.8、通高51.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面具高31.5、宽77.4、通高8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各类人物形象中颇显特出。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该人像与古文献中所谓“立尸”或“坐尸”的内涵截然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吧。
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 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金虎通长11.6，高6.7厘米，重7.27克。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系用金箔捶拓成形，遍体压印“目”字形的虎斑纹。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状。金虎呈半圆形，可能原来是粘贴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中国古代民族多有崇虎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铜虎，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而且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38.2厘米。器身呈鱼形，两面各线刻有一牙璋图案，在射端张开的“鱼嘴”中，镂刻有一只小鸟。鱼鸟合体的主题，寓意深刻，可能与古史传说中古蜀王鱼凫有关。该器制作精美，综合运用了镂刻、线刻、管钻、打磨抛光等多种工艺，在选材上，还充分利用玉料的颜色渐变，随形就势以表现鱼的背部与腹部，可谓匠心独具、巧夺天工。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残长28.2，宽3.4厘米。前锋残断，剑身呈竹叶片状，剑身一面凸起，另一面两侧平，中间呈弧形下凹。扁茎无格，茎上有一圆穿。玉制的剑目前在全国仅此一件，其形状与后来在四川地区广为流行的一种青铜“柳叶剑”很相似，应是巴蜀式剑的“鼻祖”。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这是唐诗人王勃的《腾王阁序》中的句子——这里的钟和鼎指的是青铜礼器。青铜器是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皿和工具。先秦时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堂皇的地位，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河南二里头文化上出土的青铜器，是我国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
人们起先从矿石提炼出红铜，红铜是纯铜，熔点低，硬度高，易脆损。后来人们从铜锡铝共生矿中提炼出青铜合金。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人们可以从矿石中分别提炼出纯铜、纯锡、纯铅，这样就可以根据器物的要求，按不同的比例随意铸就，青铜材料的完善，奠定了我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青铜的铸造工艺主要有制范法、失蜡法和金银错工艺。拿制范法来说，先用泥土制成铸件的完整模型，经过焙烧，然后在表面贴泥片进行翻型，制成泥范，就可用铜小进行浇铸了，冷却后，即成青铜器。青铜器件越大，器型和花饰繁缛，则铸造工艺越复杂。常常一件青铜器是用多块泥范分别浇铸拼合而成，其工艺精巧令人叹为观止。用制范法制造的青铜器最有代表性的是闻名遐迩的战国曾侯乙墓编钟。
青铜制作有日常用具、兵器、乐器、生产工具和货币五大类。 青铜器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摆脱了实用功能而上升到具有礼仪象征意义的青铜礼器上。青铜器用于煮熟食物，盛放熟食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作为礼器的鼎则必须经过装饰，以至于摆脱实用功能。鼎是礼器中最重要的器具，象征着身份、等级和权力。春秋时，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少数民族政权）时，曾向周定王泊来的使者王孙满打听周王室九鼎的轻重和大小，显示了楚庄王想称霸的野心，成语"问鼎中原"即从此而来。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鼎，高1.32米，长1.13米，重875公斤。鼎的腹部作为方形，上面竖立着直耳，下面承认四根圆柱形的鼎足，通体饰以饕餮纹。这是我国至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体现了威严、端重、神秘和至尊的艺术效果，利用造型手段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王权的象征。
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利簋，上面记载了西周早期武王征商的事件和确切的时间，使历代学者怀疑史籍记载此事真伪的问题涣然冰释。得簋铭文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武王征伐商，在甲子那天早晨，举行了风祭和贞卜，贞卜的结果是定能战胜错纣，结果很快地打败了商王朝。辛末这天，武王在阑师，把簋赏给了一个叫利的官员，得就用来为已故的檀公做宝器。”
青铜器的纹饰有饕餮、夔、蟠、螭………等多种纹饰这些怪兽图案，大都是氏族图腾崇拜的残余，在维护社会习俗，沟通人们的精神世界方面，与文字一起扮演着政治、宗教和艺术传统等各方面的特殊职能。
战国和秦汉的青铜器突破了礼器的限制，在铜制品的徒刑上，增强了雕塑的意味，在古朴、雄浑的造型基调上，展现了浪漫神奇的想象力。如战国的《虎牛形祭案》，描绘了在大自然中发生的虎追逐野牛，而野牛则奋勇保护小牛犊与虎搏斗的场面。
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主要繁盛时期相当于我们商代（推断是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相当于古埃及极盛时期（公元前1552到公元前1069年），也相当于古希腊文明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到公元前1100年）。三星堆文化是与世界上的最兴盛的古文化时间相当的，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所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意义重大！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是成都平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考古发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遗物，其中大部分是青铜器和玉器，有少量金器; 金沙遗址则是最近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被列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三星堆。金沙遗址共出土文物两千多件，其中青铜器、玉器也占了绝大多数，金器大约有四十多件。这么多精美文物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早期蜀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一、两地出土金器反映了传说中早蜀王朝的更迭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蜀道难》)蜀地虽然偏远，但传说中的历史从不枯燥。《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朱提。”《华阳国志•蜀志》则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日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遂禅位于开明，……”这种王朝的更迭已反映在三星堆、金沙出土金器上的鱼、鸟、人的图案中，它们记录了三星堆以前传说中的王朝，即部落是以鱼、鸟等为图腾的，它们曾在这一地区有过较大的发展。
铜人头像宽17.2、通高34.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像为二号坑B型中唯一一件平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人像所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其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严直透而出。其头冠究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估计其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可能高于其他无冠者头像，执掌着较大的政治宗教权力。
人首鸟身像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人首鸟身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在中国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三星堆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初步看法，尚待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三点：一是A型面具额部铸有数十厘米高的精美额饰，而B型面具额部正中则为一方孔。二是两型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B型面具的桃尖状双耳甚大，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有飞扬之势；A型面具的耳朵构型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没有那么夸张，双耳取势基本平直。B型面具就是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宽138、高6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
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通宽10.8、通高13.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A型人头像。该像头顶较圆，面部戴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也相似。该像造型简洁明快，线条分明，面容朴实敦厚，体现出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
铜人头像通宽10.8、通高13.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A型人头像。该像头顶较圆，面部戴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也相似。该像造型简洁明快，线条分明，面容朴实敦厚，体现出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
铜人头像通宽23.8、通高51.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面具高31.5、宽77.4、通高8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各类人物形象中颇显特出。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该人像与古文献中所谓“立尸”或“坐尸”的内涵截然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吧。
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 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金虎通长11.6，高6.7厘米，重7.27克。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系用金箔捶拓成形，遍体压印“目”字形的虎斑纹。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状。金虎呈半圆形，可能原来是粘贴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中国古代民族多有崇虎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铜虎，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而且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38.2厘米。器身呈鱼形，两面各线刻有一牙璋图案，在射端张开的“鱼嘴”中，镂刻有一只小鸟。鱼鸟合体的主题，寓意深刻，可能与古史传说中古蜀王鱼凫有关。该器制作精美，综合运用了镂刻、线刻、管钻、打磨抛光等多种工艺，在选材上，还充分利用玉料的颜色渐变，随形就势以表现鱼的背部与腹部，可谓匠心独具、巧夺天工。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残长28.2，宽3.4厘米。前锋残断，剑身呈竹叶片状，剑身一面凸起，另一面两侧平，中间呈弧形下凹。扁茎无格，茎上有一圆穿。玉制的剑目前在全国仅此一件，其形状与后来在四川地区广为流行的一种青铜“柳叶剑”很相似，应是巴蜀式剑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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