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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曹禺文章上的交往

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另一位大师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下，以他们的作品向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堪称现代文坛双子星座。从结识曹禺到曹禺去世，60多年来，巴金一直似兄长般十分关心爱护曹禺，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先后发现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家》等多部经典并给予独特的崇高的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雷雨》备受争议却被巴金特别肯定
　　一个年轻作者经过辛勤劳作，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现、推荐、评价，这对作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正如曹禺所说:“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雷雨》的发现就遭遇过一段曲折。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将稿子交给正在筹备《文学季刊》的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首先向谁推荐呢?第一个便是郑振铎。
　　1932年，靳以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经友人辗转介绍，答应为北平立达书局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文学季刊》于1934年1月在北平创刊)，书店委托他担当主编。靳以自觉编这样的刊物，“资历和能力尚感不足，便去找已有名气，很有经验的郑振铎一起合编”。
　　郑振铎一口答应，这样就有两个主编，第一主编是郑振铎。靳以将《雷雨》首先推荐给第一主编，不料郑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但是，靳以并不甘心挚友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原稿没有人来理睬，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分工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看———《文学季刊》早期有一个编委会，“邀请了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任编委，而具体工作多为靳以一人承担”。
　　编委会成员有分工，有的负责审读评论，有的审读剧本，等等。李健吾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显教授的助教，在戏剧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不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并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予以发表。
　　这就让靳以十分尴尬，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靳以的第二次推荐又失败了。恰在那时，靳以由于在《文学季刊》一卷一期重印时将一篇批评丁玲《夜会》的稿子临时抽掉(因巴金和靳以得知鲁迅先生对这篇稿子有些意见，便在刊物该期二次重印时抽了下来)，来不及告知另一主编郑振铎，得罪了郑振铎，“靳以有点怕他”。
　　由于这一情况，加上李健吾又不认可《雷雨》，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既不退还给作者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发表，他在等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到了。巴金从上海到北平来看望沈从文，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14号，这个编辑部平时只有靳以一人工作。巴金前后住了几个月，并同时应邀兼任编委。
　　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还是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一席话提醒了靳以，靳以随即告诉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的手稿交给了巴金。
　　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了《雷雨》，巴金曾在1940年《关于〈雷雨〉》一文中叙述读后感:“……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第二天，巴金就将这个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刊登完。
　　靳以第三次推荐《雷雨》获得了成功，在巴金的力荐下，剧本很顺利地发表了。不仅如此，鉴于编委会建立之后几次在作品发表上编委之间发生矛盾，巴金还建议取消编委会，“因他觉得编委意见多很麻烦，就作了这个建议。当然，他的名字也取消了，但他实际上还是和靳以一起负责编刊物。”〔2〕靳以当然表示赞成。于是，不但《雷雨》顺利发表，连引起《雷雨》发表争议的编委会也被取消。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曹禺日后创作的剧本《日出》《原野》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文丛》上顺利发表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名剧《雷雨》的诞生，是巴金起了关键作用，巴金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立即发现了《雷雨》的价值。同时，曹禺挚友靳以的三次力荐功不可没，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位都是发现《雷雨》价值的功臣，是发现曹禺这一杰出人才的伯乐。这段故事当时被人们称为“文坛三人佳话”。
　　对一部优秀剧作，文化名人之间为什么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与他们长期各自文艺实践以及文艺修养而形成各自的欣赏习惯、欣赏视角有直接联系。另者，他们对戏剧艺术借鉴与创造关系问题持着不同看法，在这方面也有缘故。
　　首先，在对《雷雨》的内容与形式的关注中，郑振铎、李健吾都注重审视《雷雨》的创作形式，结果，熟悉民族戏曲的郑振铎认为《雷雨》“写得太乱”，熟悉法国莫里哀、博马舍等人的古典主义戏剧的李健吾也不认可曹禺这种易卜生近代剧式的表现形式。与郑振铎、李健吾不同，巴金读《雷雨》，他首先是感受剧本的内容，为《雷雨》艺术的情感冲击力所打动，他说，“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巴金一边看一边抹泪，深深地为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所打动。繁漪、侍萍、四凤这些活生生的被压迫、被凌辱的女性的遭遇，尤其激起了他阵阵感情波澜。他触摸到这部剧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从而激起了他立即要帮助曹禺将这部作品迅速传播开来的强烈渴望。
　　其次，《雷雨》具有的戏剧艺术借鉴成分，被专家“识破”，被揪“弊病”，如李健吾批评《雷雨》有希腊欧里庇得斯和法国拉辛的戏剧的影子。李健吾在《〈雷雨〉———曹禺先生作》剧评中说，“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Racine的Phé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我仅说隐隐中，因为实际在《雷雨》里面，儿子和后母相爱，发生逆伦关系，而那两出戏，写的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拒绝，恼羞成怒。《雷雨》写的却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捐弃，妒火中烧。然而我硬要派做同一气息的，就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然而，批评者却没有认识到《雷雨》的总体构思来自生活。在《雷雨》问世之前，曹禺精心研读并导演过《少奶奶的扇子》，粉墨登场演过《争强》、《罪》以及易卜生的剧作，无疑有着充足的艺术实践积累和丰富的生活感悟。曹禺自己曾说写《雷雨》的动机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这种情感，用曹禺的话讲，是“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他力图表现天地间“残忍”背后的主宰，是想让看戏的人们能够看清人类自己是怎样陷于“盲目地争执”、“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等等。巴金对《雷雨》产生共鸣，正是对剧作者在戏剧融入了生活体验与认识的共鸣，因而能对《雷雨》作出特别的肯定。